王富河 县委大院的那些年，那些事

县委大院的那些年，那些事

文.王富河

我是1984年元月担任涉县团县委书记，进入涉县县委大院，2003年8月在涉县县委副书记任上，调市委政法委工作。其间，除在担任涉县纪委副书记时，1992年到固新镇挂职党委书记不足一年外，在涉县县委机关工作长达二十年时间。 虽时过境迁，然而，当年县委机关干部、职工的工作、生活、精神风貌、社会风气及人际关系等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，记忆尤新，每念及此，仍感温馨。尤其八十年代，那些年，发生的那些事，总想用文字记录下来。

伙房门前小石桌

1983年底以前，涉县县委、人大、政府及政协，包括县委各部门、政府的大部分职能部门，同在城西街中段路东（现涉县第四中学对面）的一个大院内办公，也称“县委会大院”。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加，机构的扩大，原大院的办公用房日趋紧张，1982年又在马路对面的第二招待所院内建一栋新楼（现在的涉县第四中学），1983年底县委及各部门搬入新楼办公。我到团委任职时，县委刚搬入新址。

县委搬入新址后，机关伙房必不可少。当时机关干部大多为“一头沉”，就是本人在单位上班，家属子女为农业户口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。紧临县委北侧为印刷厂，靠近县委围墙有印刷厂几间仓库，经与之协商，腾出两间仓库。一间盘上灶台，支起案板就是厨房操作间，另一间房顶拉上纱布防止灰尘掉落就是餐厅。其实餐厅既没有餐桌，又容纳不了几个人，主要是一个排队买饭的地方，院子里有几块用砖支起的水泥板，就是吃饭的餐桌。县委机关干部和印刷厂工人共用一个伙房。领导干部没有专用小食堂，县委书记和机关干部职工、印刷厂工人一样，也得站在那里排队买饭，都是一样的饭菜，也不会少掏一分钱。有时候大师傅看到书记排在后边，示意递过去碗先盛，也会被书记婉言谢绝。原县委书记武永昌的老伴家住在曲周农村，农闲时偶尔来小住几天，都是来时在老家带点小米，早晚在食堂买两个馒头，买几分钱的咸菜，用小电炉在办公室熬点米粥，老两口坐在一起，吃的津津有味。

接替武永昌担任县委书记的是程鸿飞，从省直机关工委调来，是部队转业干部，工资较高，家里生活条件较好。而机关食堂每天早、晚都是馒头、窝头、玉米面糊糊加咸菜，中午是饸饹、面条加土豆、白菜熬的大锅菜，程书记刚来时不习惯这里的生活，就另外交钱让大师傅炒个鸡蛋。在大家看来，这已经十分奢侈，尽管自己出钱吃的好点，印刷厂的工人还是在背后议论书记有钱生活特殊。听到议论后，程书记决然改变生活习惯，一起排队买饭，吃一个标准的饭菜。

开饭了，去的早点儿的人，可围坐在水泥板餐桌周围，去的晚了，只能在院内靠墙蹲下。大家边吃边聊，天南海北，东拉西扯，大到国家大事，小到鸡毛蒜皮，奇闻轶事，无所不及，神吹瞎侃。一顿饭下来，一般都在个把小时。有的不午休，还要摆上象棋厮杀几盘。

衙门面向百姓开

县委大门口设有门卫，也叫传达室，由两位退休老人值守，主要职责是早上开门，晚上关门，打扫大门内外卫生，收发报纸信件。平时更多的是为老百姓办事提供咨询，比如，对来访者告诉其哪个单位办公室在几楼之类，没有阻止老百姓入内和拦截上访的职责。

老百姓到县委反映问题，县委领导的办公室都可以推门就进。机关干部见领导，更没有预约、经秘书同意的程序。

那个时候，干群关系和谐，大家不太关注领导，只是埋头干好自己的工作。领导也很平易近人，出行与平常人无异。有时候，领导在楼上忙累了，想活动活动筋骨，就下楼来给同志们聊聊天。晚饭后给同事们下下象棋。

团县委、科协两个单位为一个党支部。一次，组织党员学习，人还未到齐时，几个人在天聊，突然电话铃响起，科协副主席张凤英拿起电话，“喂，你找谁？”电话那头说“我是武永昌，刚才一个人来办公室卖菜籽，你们帮助他统一联系一下，别让他各个办公室乱跑，影响大家办公。”张凤英赶紧回答“好的，武书记 ”。刚放电话，本单位李宪禄同志走进办公室，一脸不高兴地说，“咱们从农科院联系到一种优种萝卜籽，我去二楼，到一个办公室有个老头，我一片好心看他要不要，他倒说不要到各个办公室乱跑，影响机关办公，真是不知道好歹”。张凤英问你不知道那是谁吗？李宪禄说反正是咱们县委机关的，上下楼经常碰到。凤英说，“那是武永昌书记呀！”李宪禄说：“他就是武书记呵”。

程鸿飞担任涉县县委书记时，一次从办公室出来，准备下乡调研，在办公楼前恰遇上访老户王小三。王小三向书记反映问题，程书记看其一时也说不清楚，就与他商量换个时间再说，小三说，我来一次不容易，来了也不见得能碰上你，还是今天谈吧。程书记一听也是，索性推掉其它公务活动，转身进县委办公室取来两张旧报纸，递给小三一张，两个人把报纸铺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坐下，头碰头，面对面，小三从自己年轻时，因大哥结婚，嫂子要的财礼太多，导致英俊潇洒，一表人才的自己没钱娶媳妇，而断子绝孙，一直到大跃进时，因自己不愿参加劳动，公社办‘学好班’让自己劳动半个月没给报酬。整整三个小时，王小三从建国前才说到1960年。程书记听的认真，问的仔细。不了解情况的人，还以为是两位久别重逢的老友，在促膝交谈。

县委书记小公交

1980年我在合漳公社当农业技术员，与管委主任师德贵一块分包白芟村，这也是县革委副主任杜二山的联系点，他来村蹲点调研大多是乘坐公交客车，很少有小车接送。他和我们一样，经常住在村里，在老百姓家里吃派饭，一天交三毛钱一斤二两粮票，白天下地参加劳动，晚上同我们一起睡在原来是个大庙的大队部的一个土炕上。

那个时候，县城到西达已是标准不算高的柏油路，而西达到合漳是简易公路，宽度客车勉强通行，弯多、弯急、坑凹不平。有人数过，仅台庄至黄龙口就有132个弯。晴天客车通过尘土遮天蔽日，下点小雨，便道路泥泞，不能通行。所以通往合漳的客车很不正常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天上只要有点云彩，客车只到西达就不敢下行，不然一旦有雨，车就会污在泥里，毫无办法。我老家是龙虎公社王家庄大队，每次回家，只能利用每月8日到县农业局开例会的机会，顺便拐拐，单程整整一天时间。回时从县城坐通往邯郸的客车到鸡鸣铺，步行15华里到家。返回时步行20华里到西戌坐客车到县城，因为鸡鸣铺不是车站，下车没有问题，上车就很不靠谱，客车来了是否停车，那就要看车上人多人少和司机的心情了。

1982年我在河南店公社会里村蹲点包村。麦收时节的一天，县人大常委会老主任张学书一人拄着拐杖，头顶炎炎烈日，步行到了村里，了解三夏进展情况。我说张主任这么远的路程，你也不让小车来送你一下？张主任说，我现在不是太忙，步行走走，看的多，听的多，更便于了解情况，他们年轻人（指县委、县政府领导）事多，车尽量让他们用吧！

1989年河北日报曾经有一个报道，题目是《县委书记和他的小公交》，讲的是涉县县委书记程鸿飞乘车下乡途中，遇到步行的老乡都要捎上一程，尤其是对老弱病残更是格外关照。如果他没有急事都会绕道送送，所以每次出行车上都是满员甚至超载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涉县有一项政策，知识分子家属可以“农转非”。孔祥江同志学校毕业后回原籍魏县一所学校任教，为了解决家属和子女的户口和就业问题，主动报名到涉县工作，安排在县委宣传部。一次到邯郸开会，返回时在汽车站坐上客车，正好一位同学从车前路过，孔告诉同学已调涉县县委工作了。车开后，坐在他身后一位身穿带有油污军大衣的中年男子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问道，你在县委哪个部门？孔十分惬意地答道：县委宣传部。“我也在涉县县委工作，你认识我不？”孔祥江认真端详了一下，有点面熟，在大院经常见，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，毕竟才来两个多月。看穿的衣服像食堂大师傅，但在食堂吃饭，三个大师傅已经熟悉了。再看，也不是小车司机，县委机关只有两辆小车，两个司机在院里经常见，也不是。他脱口而出“烧锅炉的？”对方摇头。“修理工？”对方又摇头。孔祥江想：也不是电工，电工老赵我们两个偶尔还下盘棋，那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对方看他实在想不起来就问：“你知道不知道葛双庆？”孔祥江恍然大悟，“哎呀，葛书记！”（县委主管组织的副书记），顿时面红耳赤，羞愧难当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县委副书记来邯郸开会也和自己一样坐客车，而且看穿着怎么也像是锅炉工或大师傅。

八十年代初，整个县委大院只有一辆北京吉普，后来增添一辆三菱面包，承担着县委领导和县委各部门公务活动用车的主要任务。但小车在车库闲置的时间很多，县委各部门，甚至各常委没有特殊情况很少用车。县内活动除少数几个公社通公共汽车之外，多以步行或自行车为主。

两辆小车在春节前是最忙的时期。机关的大部分同志都可以享受一次坐小车回家过年的待遇。几个人一路，连人带置办的年货塞的满满当当，一路颠簸，虽然挤得不舒服，但心里却溢满幸福。

人民公仆高喜顺

高喜顺，1928年生于偏城镇小交村一个农民家庭。从小身患残疾，历经艰辛与磨难。12岁参加农会，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担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。领导青年开展抗日斗争，积极参加土地改革，敢于斗争，不怕牺牲。建国后，长期担任县委领导职务，并曾代理县委书记。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一心为民，荣辱不惊。靠着一双残腿，凭着頑强毅力，跑遍了涉县的山山水水，那里艰苦就到那里，那里有困难那里就有他的身影。肩背粪筐（路上看见牲畜粪便都要捡起倒进田里）是他出行的标配，路边田里有牲畜粪便是高书记路过的标记。关于高书记大公无私、清正廉洁、扶危济困、一心为民的很多故事在全县广泛流传，在老百姓心目中，高喜顺就是党的化身，神一样的存在。直至后来每当我看到‘一心为公’，‘人民公仆’的字眼，在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老书记高喜顺的形象。

原西达公社党委书记陈文华回忆，1963年发生历史上少有的洪涝灾害，沿清漳河流域受灾尤其严重，交通、通讯瘫痪，乡、村都成了孤岛，一天高书记拄着木棍，翻山越岭满身泥水一瘸一拐来到了西达，察看灾情，慰问受灾群众，指导抢险救灾。干部群众看到高书记的到来，个个眼含热泪，像受了委屈的孩子看到了家长，在孤立无援中找到了依靠，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，坚定了大家战胜困难信心和决心。很难想象那时既无涉林公路，更没有西达大桥，高书记拖着残腿，不知走的那条道，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西达的。随后又马不停蹄只身赶往合漳和太仓。

1982年秋，我还在农业局工作，局长安排我陪县委副书记高喜顺下乡调研、督导秋收种麦进展情况。我和农机局一位技术人员，还有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与高书记同乘一辆吉普车，到马佈公社。在公社书记崔伏虎陪同下，不仅深入到村，而且到田间地头，实地察看，座谈了解。返到公社已经中午，崔伏虎说，“出门时已经给你们报饭了，就在这里吃饭。”高书记问：“中午吃什么饭？”崔答：“书记很长时间没有来了，今天咱们改善一下生活，吃水饺。”高书记一听说吃水饺，立即招呼我们：“咱们回去还有事，赶紧走了。”上车后高书记说，“这是专门给咱们做的水饺，这个便宜不能沾”。如果回到县城，机关食堂已过饭点，街上又没有饭店，我们只能饿肚子，路过偏店公社，高书记说，进去看看还有饭没有？进到院内，机关干部刚吃过午饭，围坐在食堂门口的水泥板餐桌周围，面前放着空碗在聊天。见我们进来都站起来问候，高书记问，食堂还有饭没有？公社书记江天来面有难色，说：“我们刚吃过饭，今天中午吃的面条，锅里可能还剩点碎面条，也泡成糊糊了。”高书记说行，有点就行，就在这里吃饭。我们每个人吃了多半碗糊糊面条。我们还没放碗，高书记已经去交清了连同司机我们五个人的饭钱。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和县委领导的直接交往接触。

高书记对国家、对他人、特别是对困难群众慷慨大方，对自己、对家人又异常吝啬和抠门。文革中受到迫害，恢复工作后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，邢台地震、唐山地震、汶川地震、涉县洪灾、南方雪灾都倾其所有，毫不保留积极捐款，帮助过的困难群众更是不计其数。但自己吃的是糠糠菜菜、粗茶淡饭；穿的一身衣服穿了又穿补订摞补订。他自己是离休干部，医药费全部报销，但老伴大灾小病就是五毛钱药片也必须自己付钱去买，绝对不会沾公家一分钱便宜。

高炎是头老黄牛

农工部副长高炎，建国前入党并参加工作，资历很老，德高望重，为人和善，工作认真，说起高部长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

我在农业局工作时，他是政府办副主任，协助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协调农口方面的工作。每次到政府办找他报送材料或汇报工作，总是沏茶倒水，客客气气，满脸和气，热情有加，弄的自己这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毛头小伙，受宠若惊，无所适从。

我到团委任职后，他也调农工部担任副部长，同在一层楼办工，见面的机会更多。高部长不仅待人谦和，工作严谨，还热心公益，助人为乐。八十年代以前，机关没有清洁工，都是机关干部自己动手，共同清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高部长就包揽了机关的全部卫生清扫。无论春夏秋冬，酷暑严寒，持之以恒，雷打不动。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，戴一副没有指头的手套，左手拿铲斗，右手拿扫把，楼上楼下，厕所内外，打扫的干干净净，不放过一点蛛丝蚂迹。扫院时换成一把扫帚，扫起来很有节奏，从容不迫。然后把垃圾倒入门外垃圾厢内。整个过程严谨有序，一丝不苟。既使有时外出开会或星期天回老家，也要提前把卫生做好，不认识的人一定会误认为是一位很专业的环卫工人。据说张贵五担任县委常委、办公室主任时，曾为此对机关的年轻人们提出过严厉的批评，要求早晨自觉参加打扫卫生，大家闻风而动，第二天一早全都参加了扫除活动，第三天大家按时来到院里，不知高部长什么时间已把卫生清理完毕，你早我更早，如此往复，大家无奈，只有放弃了与高部长打扫卫生的争夺战。

毛主席曾经说过：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，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；高炎同志打扫机关卫生多少年如一日，坚持经常，无怨无悔，而且这只是他不求索取，只讲奉献的一个方面。用他比作一头老黄牛毫不为过，吃的是草，奉献的是奶和血，实在是难能可贵，令人钦佩。

我到团委当书记

1983年，全国自上而下进行以干部四化（知识化、专业化、年轻化、革命化）为核心的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，国庆前后，县级领导干部配备基本到位，一大批知识型年轻干部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。进入冬季，县直、乡镇（人民公社）的改革全面铺开。

此时，我在农业局办公室工作，是履行办公室主任职责的办事员。上传下达，左右协调，文稿写作，事务服务，每天忙的焦头烂额，工作倒也充实。

在国庆节之前，县委组织部派人到农业局进行推荐考察，并让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写了‘业务自传’。一天，王米焕局长交给我一封已用浆糊封口的信，让我安排送县委组织部，当即我让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去送，他回来后很神密的对我说，“你知道让我送什么信吗？”我说“不知道”，他说“你当副局长的推荐表”，我问他“你怎么知道的”，他说“因浆糊还未干，我在路上看了”。我十分生气的责备其不应该这么做，至于当副局长，感觉离自己十分遥远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

12月份的一天，我到县委机要局取文件，机要员杨广云同志突然问我，“听说你要到团委当书记？”我感到莫名其妙，一头雾水，反问到，“你说谁要到团委当书记”’她说“你不是农业局的王富河吗？”我说是呀，她看我一脸茫然的样子，马上改口说，“可能我弄错了”。此后，我只是以为她真的弄错人了，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。几天后接通知要我去一趟县委组织部，县委三楼有组织部两间办公室，分里外间，和我同时到的还有河南店公社党委副书记贾书林。刚刚担任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的杨治国和副部长张庆华在办公室等候，见我们两人同时进来，杨治国部长对张庆华副部长说，“咱们分别谈吧，我和富河谈你和贾书记谈”。然后把我领进里边的套间，杨部长对我说，“经县委研究，由你到团委担任书记，”|我一听立即就打断了杨部长的话，“这怎么行，我连团支部书记都没有担任过，怎么能干得了团县委书记，再说我在学校是学农的，在农业局专业对口，情况熟悉，我到团委岂不丢了我所学的专业”。杨部长说“这是工作需要，党政机关都不可能专业对口，我也专业不对口，咱们都得服从组织的安排”。我说“我对团委工作不熟悉，干不了”。杨说“可以慢慢来，在干中学，副书记张金刚在团委时间很长，工作熟，遇事和他多商量”。我感到实在不好推辞，便退了一步说“非要让我来，那就让张金刚当书记，我当副书记”。杨说“组织上安排使用干部是从多方面考虑的，并不仅仅只看对所干的工作熟悉不熟悉”。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，杨部长始终语重心长，不温不火，循循善诱，耐心开导；但无论如何我都感到难以接受。眼看下班时间已到，杨部长还有其它事情处理，就对我说，“你回去再考虑考虑，想通了就把农业局工作移交一下到团委上班”。我误以为‘考虑考虑’就是还有回旋余地，回到农业局还是一如既往，坚守岗位，兢兢业业工作。

农业局因机构改革，老局长已调刚刚成立的县政协担任办公室主任，新的局长还未到任，全局上下人心浮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更是不遗余力，全身心扑在工作上，生怕青黄不接之际，农业局的工作受到影响。

时隔不久，团地委召开各县新任团委书记会议，组织部通知我马上到团委报到，第二天去邯郸开会，我在电话上婉言拒绝。一会组织部又打电话，通知我去杨部长办公室，杨部长说，“我现在就陪你去团委报到”。我说农业局事情很多，我现在不能去团委。杨部长十分严厉的说，“你是不是共产党员，是党员就必须服从组织决定，你现在已与农业局没有一点关系，农业局塌了天与你无关，团委要是出现问题，就追究你的责任”。就是在这种高压之下，我‘迫不得已’走上了团县委书记的岗位。

团委像个大家庭

我到团委时，团县委一共七人，共有两间办公室，是里外套间的形式，外间摆放两张两开斗大办公桌，大家分坐两侧，面对面办公，很像现在会议室的摆放和开座谈会的形式。里边一间摆放两张三斗桌和两个档案柜子，在里面办公的人员并不固定，谁要写材料或谁的工作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，谁就到里间闭门工作。团委几个人中，年龄最大的三十二、三岁，年龄偏小的二十来岁。大家精神状态好，工作热情高。

团委副书记张金刚在团委时间较长，工作上是个拼命三郎，心直口快，敢打敢冲。1984年兴起党政机关办企业，要求人人都要投身经济主战场。金刚同志有在银行工作的经历，熟悉金融业务，他向我建议，创办青年股份公司，开展信贷业务，为广大团员、青年创业提供资金支持；并自告奋勇担任董事长、总经理，聘请县委书记为顾问。金刚亲自制定章程，策划宣传，接待客户，解释政策，办理业务。一时间团委机关门庭若市，风生水起。1988年根据上级要求，通过考察在太平庄办起了养鸡场，以弥补开展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。为了节省经费，团委几个人自己动手，平整场地，清理卫生，搬砖垒墙，搭建鸡舎。刘占水同志利用所学专业的优势，吃住在鸡场，既是饲养员，又当防疫员，既是采购，又搞销售，里里外外，亲力亲为。崔兰仲虽为女性，但不让须眉，工作抢着干，处处不落后，一次，团地委来人要到老杜旮旯总结五青年劈山修路的事迹，崔兰仲已身怀六甲，挺着大肚子陪同乘坐客车一路颠簸到达青塔，又到翻山越岭十几华里到老杜旮旯，返回时步行三十多华里到豆庄才坐上通往县城的客车。

现在看当时干的有些事匪夷所思，但当时大家凭着干好工作的一腔热情，党有所指，团有所干，大胆探索，义无反顾。

工作中大家齐心协力，配合默契，生活中互相关心，相互帮助，不分彼此，亲如一家。整个团委，既是一个小团队，更象一个大家庭，在工作中不仅 建立了深厚的友情，还有浓浓的亲情，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县委机关有“特供”

八十年代初期，县委办买了一部130工具车，载重两顿半。主要用于机关食堂拉煤，买粮买菜，以及机关其它方面的后勤保障工作。每年秋末冬初，县委办都会派人带车到山西买几车土豆；到永年买几车大白菜，在院里按每个单位的人数，称重分开，一人一份，人人平等，按照购买成本，费用从工资中扣除。白菜在院里稍微凉晒，搬到楼道或水房码好存放。这些土豆白菜基本上满足了每个家庭整个冬春的生活需要。

那个年代物资十分匮乏，日常生活必须的柴、米、油、盐等，都须凭票购买。在商业、供销、粮食、物资等流通领域工作，社会地位都很高，商场的售货员是人们十分羡慕的岗位。

每年春节前，县委各部门都会把本单位每个人过节所需烟酒的品种数量报县委办，由县委办与商业局沟通集中买回，以满足大家回家过节待客的需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每年秋末的冬储白菜、土豆，春节能买到的烟酒，也算是对县委机关干部的特供或是特权吧。

每年秋末在院里分菜和春节前到县委办领取烟酒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享受机关大家庭温暖的满足和幸福。

筒子楼里交响曲

县委机关院的前楼临街，是原第二招待所的客房，主楼高四层，两边辅楼高三层。县委搬入这里后，绝大部分就做了机关干部、职工的宿舍。九十年代之前实行的是福利住房，但因当时财力限制，僧多粥少，真正能分到住房的人还是少数。机关干部大部分在单位都有宿舍，县委前楼住的满满当当。各单位主要领导包括个别常委，都住在二层，每间15平米左右。屋内一般都是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，不管一家几口人，都是挤在一个大床上，再摆上一张单桌，两把椅子，条件好点的还会有个小木箱，存放衣物。锅碗瓢勺，柴米油盐，居家生活的所有东西都置于床下。小蜂窝煤炉放在门口，家家如此。做饭时乒乒乓乓，俨然是一部交响乐。吃饭时，有的在家里摆一个折叠小饭桌，大部分是拿个小马扎坐在楼道，一边互相品尝饭菜，一边谈天说地，一层楼住好几十户，数百口人，象是一个大饭市，热热闹闹，其乐融融。

搬煤球，是一件家家都要办的事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本单位的同事，或者是机关院里的“朋友圈”，都要兴高采烈地来助阵，多者十来个，少者五六个，人再多了也搭不上手，再者，毕竟是在机关院里，声势不能很大。把煤球从拖拉机斗上或排子车上卸下来，搬到楼上，在楼道里码好。每次，最多也就忙活个把小时，事毕，主人总要在家里犒劳一下：打几个水果罐头，弄点花生米、粉丝。秋冬天喝点白酒，夏天买点啤酒，好不热闹！

相比多数同事，我还算幸运，1988年在南关分到一处50多平米的住宅，离开了机关的大集体生活。

怀念那个大瓷碗

还有一段往事，尽管发生在九十年代初，是我离开县委机关到固新镇任职时的事，我也把它写了出来。

1992年5月，县委对乡镇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， 有14名同志从县直派往乡镇任党委书记，我由县纪委副书记到固新镇挂职党委书记。

报到的那一天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赵银波带着我和到西达任书记的王会江，到张家头任书记的陈新魁，到合漳任书记的赵书旺，到太仓任书记的康庆良，我们六个人挤进一辆212吉普车，到固新后，其他人下车在院里等着，赵银波陪我进会议室，对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机关干部宣读了县委关于我的任职通知，就算我已正式就任固新镇党委书记，赵银波又陪其他四人一同乘车依次到各乡镇报到。

赵银波走后，我的前任陈小丑与我进行了交接，除工作方面沟通介绍外，记忆最深的是对书记办公室的财物和办公用品进行的移交，由办公室主任和财政所长在场，陈小丑介绍说，这是我到任时，从东方书记手移交过来的，物品清单一式三份，办公室、财政所各一份，我的这份贴在了门扇背后。然后对照清单逐一清点。双人床一张，三斗桌一张，椅子两把，棉门帘一个，竹帘一个，床垫一个，蜂窝煤火炉一个，煤夹子一个，碗一个，筷子一双，便壶一个。小丑还详细告诉我便壶在厕所的什么地方，特别指着碗对我说，‘这个碗虽然不好看，但很耐用，在我手里已是第九任书记用它，到你这儿是第十任书记了’。碗是一个细瓷碗，内侧有一道疤，买时为了省钱，买下的是一个残次品。后来去向不知所踪，至今仍然十分怀念那个带疤的、到我为止已有十任书记用过的瓷碗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沧桑。那些年，发生的那些事，历历在目，恍如昨日，充满温馨，感受颇深。从县、局级领导到一般干部，在他们身上，总是表现出纯朴、节俭、善良的品质，总是洋溢着那种不舍的“泥土芳香”。他们在传承着严以律己和艰苦奋斗作风，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来自农家，大部分家属子女还在农村，是时刻心系农村、农业和农民的“三农”干部。那些老领导们的身上，还闪烁着一种宝贵的品格---“人情味儿”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。

作者简介：

王富河，男，1957年5月生，河北省涉县人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考入张家口农专，毕业后，从太行深处，冀豫交界，红旗渠畔的涉县合漳公社农业技术员做起，历任涉县团县委书记，县纪委副书记，固新镇党委书记，县委常委、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县委副书记，邯郸市委政法委副书记，邯郸市司法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，兼市劳教所第一政委，三级警监。曾被省司法厅记二等功，获省劳动模范等荣誉。

图文作者 王富河 资讯 王春堂 责编 常小靠